摘要:今天,2018年3月30日,是我父亲摄影家狄源沧先生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日。十五年来,每到这一天,我都会撰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老人家,今年当然也不会例外。今天我想写一写父亲和北大。

今天,2018年3月30日,是我父亲摄影家狄源沧先生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日。十五年来,每到这一天,我都会撰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老人家,今年当然也不能例外。

爸爸22岁

今天我想写一写父亲和北大。

1946年夏,父亲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不久,就随在政府做官的爷爷回到南京,并这一年的夏季开始投考大学。结果他同时考上了南京的金陵大学园艺系和北京大学法律系。上园艺系是因为他一直喜欢花花草草,水果植物;上法律系是爷爷的意思(我爷爷也是北大毕业,又是立法委员)。

大学就要开学了,究竟上哪个大学?

父亲拿不定主意,爷爷也拿不定。

结果采取了一个“迷信”的办法:烧香祭祖,父子二人跪拜上苍,抓阄。结果是抓到了北大。我的叔叔狄源溟考上清华生物系(牛吧!)。10月16日兄弟俩从南京坐C-47型运输机直达北平(当时铁路已不通车)。父亲在回忆录中描写:“当飞机在北平城区的上空盘旋时,一眼望不到边的四合院,密密麻麻,宏伟壮丽的印象,毕生难忘。”46年北京003

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我全然不知,只知道他最喜欢带我去花店,一进花店就忘乎所以,把我丢在一边。他买了花,也不怎么养,花谢了就放在那儿,任由我妈妈处置。就是我后来考了农学院,他也没告诉过我他曾经和农业沾过边,考上过园艺系,也许他不知道后来园艺系都设在农业院校吧!至于他考上北大法律系,也不是什么特别光荣的事儿,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起士林吃饭,出租车路过北大红楼,父亲指着一扇窗对我和姐姐说:“我上学的时候就住在那个房间”,他进而得意地对我们说:“我进北大的时候是第一名被录取的”,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又高又尖“这要是清朝就是状元呐!”。全车人包括司机师傅都大笑起来。我才不信他的话:“就您一个蹲班生,还当状元呐”。果然父亲又老老实实地解释:当时北大招生办的负责人是我爷爷的同学(我爷爷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),顺路的人情而已。所以我认为抓阄这件事很有悬疑,爷爷已经托了人,怎么还会拿不定主意?保不齐就是他老人家写了二张北大的阄蒙蒙他的傻儿子,好让他踏踏实实地子承父业。要不然狄家的老祖宗们也不会那么不好使,让狄老先生一辈子“搭错车”。如果当年父亲是在南京大学,爷爷走的时候一定会带上他的,到了台湾,靠爷爷在国民政府的地位和金钱,加上他老先生的才华,肯定能够成为更大牌的摄影家。不过我恍惚听说他说过自己是坐飞机到的北平,并在北平上空盘旋,至于是否看见了北平“宏伟壮丽、密密麻麻的四合院”就不得而知了。知道了也没什么用,反正现在都拆光了。46年北京002

(当时的北平,真的很平!)

北平当然和南京不一样,据父亲回忆:“当时的北京,虽然经过了十来年敌伪的统治,仍然保持着幽雅肃穆的古都面貌。商店里的老板、夥计全都彬彬有礼。大街上成串的骆驼迈着它们沉着缓慢的步伐,为居民们搬运门头沟的煤块。清晨蓝天里的鸽哨,黄昏紫禁城上空的乌鸦。冬季里大街小巷经久不化的冰雪;夏季城门烂醉如泥子周围穿梭飞舞的雨燕……。”

北大是一个讲究民主自由、兼容并纳的学府。对学生的管理非常松散。父亲读了一年法律系,实在枯燥无味,于是从二年级开始转到了史学系。但在实际上,从1946-1949这三年大学生涯中,并没有认真地搞学问。这三年恰好是蒋管区学生运动的高潮期。从46年美军强奸北大女同学沈崇,反暴游行开始,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美扶日……的游行罢课,一浪接一浪,此起彼伏。当时的课外活动也是花样百出。父亲和以前的南开同学一起成立了南友摄影社(后来扩大成为北大摄影学会)、参加了沙滩合唱团、北大剧艺社、阳光漫画社、木刻学习班、速写学习班……,还每天跑到北平艺专去旁听,哪还有正经学习的时间?19470101948002

(听说狄老先生是在王府井附近被打伤的)

有幸的是:他在办木刻学习班时,认识了版画家李桦老师;在办速写学习班时,认识了叶浅予老师,通过叶老师的介绍,又认识了老摄影家张印泉先生。

父亲的摄影事业,始于北大。启蒙老师是他南开中学的同学杨庆道。不过,限于条件,那时父亲总是找同学借相机练本事。一直到北平解放前夕,爷爷临别时托人给他们兄弟捎了一笔银元,听说是把我叔叔那份银元也用上了,才第一次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——来丁纳(Retina)。相机1

1949年的新年,学摄影已渐入佳境的父亲,写下了一篇长长的,有关学习摄影的文章,现原文抄录如下:

学照相是二年以前的事,由于我的一个神秘的念头而有的动机,启蒙师是“牙巴”,“细长”也告诉我了一些知识,又在这两年中,从各外不断地“学习”,在物质条件的不足,经济能力的困难的情形之下,居然也有成绩。也是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能达到的程度。要想打一个分数是不必要。因一切还在“方兴未艾”之中,对于许多事情,我是羞于自吹自擂的。但有的事情我却有把握——虽然并不就是有成就。照相这种工作,我有把握。照相是一种科学的艺术,没有科学就没有照相,而科学的头脑和训练,向来是我所缺乏的,而这方面的软弱,就大大的影响了艺术成就的硬度,过去,我的照相、冲洗、放大,几乎都是凭一种渺茫的感觉,固然也是种种设备的欠缺,但精密的计算和筹划我也没有做,所以,我虽然照了两年的相,但还是没有一个结实的基础——科学的基础。我还得靠冲洗社来支撑,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地方。也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。

其次,我觉得应该搞通理论,对于照相机的原理、感光显影各方面的基本知识,不但要懂得,而且要记得,以便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,都能应付得过去,比如说,自己会做印相纸或者修理一下相机,或改造一些什么。

对于和照相关连的部分,如制版印刷或是利用以制地图,以及其它应用方面,如医学、生物的摄影、博物的摄制,也希望能得到学习的机会。

照相在中国,通常是商业的和消闲的,很少有人把他当为一种学问来研究、武器来战斗。他被把持在少数有钱有闲人的手里,但是,照相是应该普遍起来的,我看见欧美各国的杂志用成千成万的照相作种种的用途,那种宣传是很有力的,因为它是直述于心的东西,而许多知识也就以主体的方式传来传去。

“照相是一种语言”它没有国界的限制,它也是危险的,因为它很会欺骗人。“所有的照相机十架有九架是说谎的。”它有时只告诉你一方面,加强渲染一方面,掩饰一方面甚至于根本抹杀一方面。——正因为如此,照相机在谁的手里,就说什么人的话,可是因为照相机多半在少数有钱的手里,当然多半是说的少数有钱人的话了。所以,照相应该属于大众,因为只有大众才是公道的,照相只有在大众的手里,才能说出公道的话,发挥正常的效用。真美善的艺术在这方兴未艾的时代中,我愿做一个说公道话的相机。充实自己,同时也充实别人。

最近,我正在努力于照相机的购买,已以很多人认为“不识时务”,但是,在我的心目占,时务是不存在的,只要我能存在,照相机对我就有存在的价值,一切将来的饥饿、寒冷,我都不想顾及,人虽然没有能力扭转环境大局,但在环境中的努力也是有过的事实。

当然,一只照相机不能代表我整个的生命,但在目前,我把它看作我生命的一部份,我将尽我的能力来达到这目的,超过了能力以外,那是将来的事。

这本“书”中的照相,可以说是我两年以来的成绩。他们是不成熟、不完全,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。但他们往往代表我的一种试验,一种努力,当然,完全失败的作品虽没有贴上去,这里的东西,总还有一点内容就是了。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在三院工字楼(15)乙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949年1月1日写此文,则开始摄影在1947年


读完父亲初学摄影时写下的体会,我心中只有两个字“感动”。1949年,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,对照相机、对摄影、对自己、对摄影在自己生命中的地位就有了那样深刻的认识。他对自己缺点看得很透彻,所以也能把将来努力的方向规划得一清二楚。在当时摄影术还是稀罕物的时代,他就指出,照相应该属于大众,应该说“公道话”,而且他自己就愿意做一个说公道的话相机。他是那样地渴望得到一只相机,不顾一切地要得到,饥饿寒冷都不能阻止他,相机将是他生命的一部分——这样人,将来怎么可能不成为一个真正的摄影家?这篇文章使我汗颜,在我的一生中,从未这样努力过,放弃是我生命中最常做事,稍有困难立即丢开手。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,以狄老先生的才华,他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。但是我错了,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,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,他有超人的才华不假,但是如果他没有把摄影当作自己生命的全部,每时每刻都在为此付出努力,是不可能为中国的摄影事业做出那么多贡献的,正如老摄影家张祖道先生所说,父亲的一生是“为摄影的一生”。

解放后,父亲才知道,在北大木刻学习班里,有一个姓林的同学,竟然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成员。而一个跟父亲挺要好的同学严家驩居然是地下党员。此人在北平解放前夕神秘地“失踪”了。和平解放后,他改名“丁鱼”,回到北大,并在弥漫全校的参军、参加南下工作团热潮中,介绍父亲参加华北军区政治所属的华北画报社工作。

从此,父亲告别了学习生涯,步入了人生的另一个新的阶段。爸爸23岁009

附:对北大摄影学会的回忆   狄源沧

关于1948年第一届摄影学会:最近,北大摄影学会的年轻同学和我有了联系。他们知道我是1948年第一届北大摄影学会的创办人,就要我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可惜,这件事距今已有五十二个年头,再加上记忆力的衰退,能记住的情况所剩无几。现在就把剩下的这一点点写出来,提供给同学们参考。

学会的前身

当然,北大摄影学会的成立并不是突如其来的。在此以前,从1946年的“南友摄影社”、1947年的“企鹅摄影社”,我都是积极分子。“南友”的含义,是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,考进北大的同学。其中西语系的杨庆道同学在南开就搞过一个名叫“紫燕”的摄影社。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这些新手的导师。从用相机、冲胶卷、印照片、放大,一步一步把我们领上了摄影的道路。

校方的支持

北大的领导当局对于学生的课余活动,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。

记得我到教务处去登记时,管理学生社团的老师一听是摄影团体,二话没说,就批给了我们一个房间,作为活动的地点。这个房间位于红楼地下室(至今犹存,下楼后右侧的第一间)。这间房的窗子,正对着民主广场(实际上是操场),挂一块黑布就变成了暗房。对于我们的日常活动,校方从来不加过问。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参加每一次学生运动。从1946年冬季的反对美军暴行开始,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美扶日大游行……,我们都有人随队采访,拍摄了不少照片。平时我们就拍摄校景照片出售给同学——这一项服务挺受欢迎,一年又一年,一批又一批,总有同学来买。所得的收入就成为我们购买胶卷和相纸的经济基础。

跟地下党的关系

摄影学会人数不多。据我所知,中共地下党并没有直接派人领导,但对我们的态度显然也是支持和友好的。比如,每次游行的前两天,必然会得到悄悄地传话“多准备点胶卷哦!”。对于这一类指点,我们当然地心知肚明,不必多问。反正做好必要的“物质准备”,别误了采访大事,这一点是可以充分保证的。

告别北大

1949年初,北大校园里掀起了参军和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潮。我经过地下党员丁鱼(在校时名叫严家骧)的介绍,被华北画报社所吸收。华北画报社属于华北军区政治部。我在离校时,把全部底片都留给了下一届同学,其中记得姓名的有周其湘、罗尔庄等,他们的工作也十分出色。北大摄影学会的会员,一代又一代,不断更新换代。但蓬勃的朝气,对民主科学和真善美的追求,却是越变越强烈,越来越红火的。年轻的北大同学们,请接受我对你们永远的祝福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00年6月狄源沧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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